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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民族、國家、戰爭與和平

      王子琛2022-04-05 18:56

       

      60年前,人類籠罩在冷戰的陰影下。古巴導彈危機在這一年將世界推到了核戰爭的邊緣,莽撞粗魯的尼基塔·赫魯曉夫和年輕氣盛的約翰·菲茨格拉德·肯尼迪都告誡他們的國民,一場全面的核對抗將有可能爆發。

      此時距離人類社會步入20世紀已經過去62年。62年前,歐洲人懷著樂觀的情緒歡呼新世紀的曙光,他們相信戰爭、饑餓、暴政和苦難將不會在文明的歐洲重現。這種樂觀情緒只消14年就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打破。恩格斯、霍布森和列寧的警告成為現實,被人們時常提起卻難以想象的總體戰使兩千萬人在戰爭中殞命,愛德華·格雷爵士所感慨的老歐洲燈火之熄滅竟是長達四年的、噩夢般的慢鏡頭。

      距離威爾遜十四點宣言的提出已經過去45年。45年前,懷揣著理想主義與天真情懷的美國人頭一次決定干涉舊大陸的政治,威爾遜熱情洋溢地強調民族自決和公平外交的原則,以圖為舊大陸帶來“公正”的和平。威爾遜主義者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將會是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隨著一系列民族國家的建立,依據民族自決的理論,邊界的穩定得以確保。國際聯盟將為國際社會帶來一個超國家的組織,全體主權國家組成的聯盟得以干涉一切戰爭與不義。威爾遜的光環只用了兩年時間便黯淡失色,和會上的妥協和美國參議院否決《凡爾賽和約》事實上宣判了威爾遜主義的死刑。

      距離《白里安-凱洛格非戰公約》的頒布已經過去34年。34年前,兩位間戰期理想主義政治家提議各國宣布戰爭本身不再作為合法的國際糾紛解決手段。隨著世界主要國家簽署《非戰公約》,一個能夠實現永久之和平的世界幾乎近在眼前。在民族國家和超主權的和平之中,人們最終通過國際組織和條約實現了和解。短短五年后,林茨的煽動者堂而皇之地走入德國總理府,短暫的和平又一次被撕得粉碎。

      距離雅爾塔會議已經過去17年。17年前,“三巨頭”齊聚雅爾塔,為戰后的世界格局畫下新的藍圖。聯合國在國聯的尸體上為一個穩定的新國際體系做出承諾,在反法西斯戰爭的鮮血中凝結出友誼的大國似乎不僅要推進世界的和平,還要推進世界的進化。如果是民族主義導致了戰爭,那么美國和蘇聯作為兩個超民族的、以宣稱普世性的意識形態統合國民的大國也許真得能夠打破民族國家間戰爭的循環。

      而只用了一年時間,冷戰的雛形便開始顯現。

      世界被撕碎為兩個陣營。在一部分戰略家看來,原子武器的出現避免了戰爭的爆發,卻又將世界置于毀滅邊緣的永恒恐懼之中。在永久和平的愿望被一次又一次撕碎的1962年,雷蒙·阿隆寫出了《民族國家間的戰爭與和平》。在對民族國家、戰略與外交、戰爭及和平、冷戰的國際關系做出精妙而詳盡的分析后,這位大思想家又一次基于策略、道德和人類行為學的分析,在冷戰陰影中展望尋求普遍和平的可能。

      現實與理想之間

      雷蒙·阿隆試圖從概念框架上對與國際關系相關的概念與理論做出詳盡的梳理。作為一個敏銳的社會科學研究者,雷蒙·阿隆意識到彼時既有的國際關系理論存在內在的缺陷。這些理論采用已經“約定俗成”的許多概念,卻從未對這些概念進行深入詳盡的分析。舉例而言,當人們提及“國家利益”,并宣稱“民族國家的外交行為以維護其利益為目標”的時候,人們如何理解“民族國家的利益”,又如何理解“外交行為”?如果一種政治行為有利于一個國家領土面積的增長,卻有可能為其內部政治的安定帶來威脅,這種政治行為是因為其有利于民族國家本身的安全和生存而能夠被視為值得外交爭取的利益,還是應當被視為與民族國家的根本利益相違背?

      當人們提及國際體系的時候,人們是從什么意義上來分析國際體系?人們輕易地使用“維也納體系”、“凡爾賽體系”、“雅爾塔體系”這樣的概念,但這樣的國際體系彼此是否只是因為超級強權數量的不同而產生差異?這樣的國際體系同17世紀之前的國際體系又存在何等差異?人們喜歡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來理解早期的國際關系,那么雅典和斯巴達在希臘世界的爭斗又同美蘇兩極體系存在何等差異?

      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后,民族國家被視為現代國際社會組成的基本單位。在《想象的共同體》于1983年面世之前,雷蒙·阿隆卻已經對國際體系的異質性展開發問。如果民族國家真的存在,那么民族國家之間是否會遵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共識而授予彼此平等存在的權利和認可?即便在威爾遜主義在東歐獲得普遍實踐之后,也沒有單純的民族國家出現,那么泛民族主義是一種保證安全與緩沖空間的理性策略,還是有可能將國家的邊界與民族的邊界所混淆的危險傾向?如果民族的邊界與主權國家的邊界完全重合,是否會對各國對國家利益的考量發生沖擊,從而結構性地避免戰爭的爆發?二戰之后,通過人口置換和遷移,東歐各國史無前例地成為了單一民族的國家,可戰爭并沒有終結,兩種意識形態的對壘重新醞釀起歐洲戰爭的陰影。國際體系因此變得更加異質性還是更加同質性?美蘇的對抗同16世紀天主教與伊斯蘭教世界的對抗是否存在國際關系理論上的可類比性?驅動美蘇對抗的,是對其各自訴稱的意識形態的追求,還是傳統地緣政治和帝國野心的考量?

      一部分概念被用來解釋現實,雷蒙·阿隆將它們列舉出來,用于衡量歷史上既有的國際體系格局、外交策略和戰略、戰術與外交之間的關系。另一部分概念則具有某種程度的規范性,雷蒙·阿隆并不會追隨理想主義外交政策,因為純理想主義的外交政策會面對外交-戰略行為的二律背反:人們可能會否定武力的合法性,但一切合法性行為又不能缺少武力的支撐。如果承認國際無政府主義的存在,就難以論證“合法的暴力”。在普世國家不存在的情況下,純粹理想主義的外交政策更會導致戰略和外交行為的不協調。但雷蒙·阿隆的現實主義是一種分析性的現實主義,而非規范性的現實主義。地緣政治家認為地緣利益決定了國家的戰略利益,但從麥金德開始,地緣政治學說就是一種人為構造出來的利益框架。掌握心臟地帶的國家是否真得能夠掌握世界島?經濟的增長、工業的潛力和創新能力是否是超越地緣政治利益的國家利益?

      雷蒙·阿隆并不試圖成為國師而指導列強的外交行為。他是探尋民族國家間戰爭和和平現象決策的分析家。在人們為了民族利益、意識形態、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地緣政治與國際體系的合理性爭論不休時,阿隆卻首先從最基本的外交行為和戰略行為入手進行分析。

      他分析了歷史上不同的戰略和外交目標而帶來不同后果的案例,這足以說明一點:如若戰略目標和國家利益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有賴于主觀認知的構造,那么簡單地尋求理想主義或現實主義來指導外交就注定是不全面的。土地、人口和資源在何等程度上較為重要,又在何等程度上可以被放棄?什么時候應當為了戰略利益犧牲戰術需求,什么時候又應當主動限制外交行為調和戰略目標?更進一步的,基于人類的普遍天性,戰爭是否是一種社會關系中的根本需求?如若不是,在何等程度上,人們能夠對國家利益和國際體系的認知達成共識或妥協?

      阿隆用五百頁的皇皇文字分析這些枯燥的概念性框架,正是因為這些概念是彼時的國際關系理論家們忽視的內容。戰爭與和平的考量中,真正的現實不只是客觀的地緣利益,理想也不只是抽象的普遍和平。在人類的社會行為、國際體系的演進構造和對利益的認知中,理想與現實交互,承認其中的復雜性并加以分析,才有可能理解冷戰時期的國際關系格局,并進而探討普遍和平達成的可能。為了這樣宏大的命題,雷蒙·阿隆以上半卷的篇幅打下了夯實的理論地基。

      普世理念與帝國爭霸的陰影

      在有關戰略外交利益和關于沖突與和平的人類行為學討論之后,雷蒙·阿隆將分析的重點具體放在了寫作時具體面對的外交關系中。對于渴望永久和平最終卻被冷戰的陰影所切分的歐洲人而言,如若不能對當時的兩極格局做出全面的解釋,便不能稱之為一部研究民族國家的外交、戰爭與和平的著作。

      在阿隆看來,美蘇兩極對峙既包含有傳統大國對抗和爭霸的因素,也包含有人類外交和戰略史中從未出現過的情景。由于兩國共同具有的普遍性意識形態理念,由于兩個陣營共同存在的超民族國家特性,由于意識形態的競爭而不僅僅是軍事的競爭成為兩極對峙的關鍵競爭力,由于原子武器為戰略對峙和相互摧毀與毀滅的能力帶來新的變數,任何只打算從歷史中尋求經驗來分析美蘇冷戰對峙的做法都將只能稱得上是霧里看花。無論是采用純現實主義的理論,認定美蘇對峙只不過是歐亞世界島的陸權國家和掌握大洋通行權的海權國家圍繞著大陸邊緣地帶進行的對抗,還是采用理想主義的觀點,認為這是蘇式社會主義和美式資本主義的價值對決,都只不過是片面地看到了這種兩極對峙的一個方面。

      蘇聯和美國的對峙,誠然在特定方面可以被認為是帝國陣營的對抗。兩國各自劃分不同的勢力范圍,將勢力范圍視為是自身的保留空間,同時認為另一個陣營的擴張將會給自己的陣營帶來威脅和沖突。但另一方面,對抗、拉攏與控制的手段發生了變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授予其每一個成員國以獨立的否決權地位,這意味著北約必須依賴集體決策,這同傳統意義上具有強烈小國對大國依附性質的帝國陣營截然不同。英法這樣的次級國家無力在北約組織內部根本性對抗美國的決定,但他們可以拖延或避免對自身不利的決定。只要維系北約的戰略利益仍然更高,美國就不得不等待或促成其“小兄弟”們達成一致。而對于蘇聯陣營來說,其意識形態訴說強調了一種主義、一種理念和一種社會形態對另外的主義、理念與社會形態不可避免地替代。如果他們所走的道路注定走向勝利,那么爆發全面戰爭就違背了他們的戰略利益:人們不需要為注定能夠得到的勝利而大打出手。

      這種理想主義色彩的道德說教確實限制了美蘇兩國的外交空間。在去殖民化問題上,美國被推入一個尷尬的境地:它自身的意識形態教條和理想主義主張使得他必須支持去殖民化和解體舊歐洲帝國,但它在歐洲的殖民主義盟友卻限制了美國如是行動的空間。當1956年英國和法國決定在蘇伊士冒險的時候,歐洲大國的殖民遺產開始顯現出尷尬之處:在越南的戰斗中,是法國的執意干涉使得胡志明徹底站在了蘇聯陣營一方。而在蘇伊士的危機中,美國寧可拋棄自己的北約盟友,也不愿意承擔同蘇聯全面對抗的風險。阿隆以現實主義的筆調承認美國在蘇伊士危機的立場并非有意拆解其盟友的帝國后,又轉而指出傳統帝國陣營爭霸下這種混雜了理想主義色彩外交的自相矛盾之處:道義只有在被帝國視為其勢力范圍之外的地區發揮作用。

      阿隆認為冷戰格局本質上塑造了一個異質性國際體系,但這一異質性國際體系卻存在基本的默契與共識。由于意識形態和道德競爭的約束,兩極競爭格局下竟仍能容許并非非此即彼的陣營選擇。當然,必須承認美國和蘇聯陣營在陣營內部的絕對勢力范圍中都強調一種非此即彼的策略:美國幾乎不會容忍在拉丁美洲存在所謂的“中立勢力”,而蘇聯也不可能容忍東歐的衛星國走向即便奧地利或芬蘭模式的中立。然而,在兩國未確定勢力范圍的廣闊領域中,美蘇兩國都不會采用極端方式擴張勢力范圍。經濟援助、政治支持等策略性行為都可以成為權宜之計。直接的入侵行為在聯合國體系下被認定為非法,而兩個巨人的目標不僅是擴充己方的勢力范圍,還要證明己方所持有的發展模式與意識形態屬于歷史選擇和正確方向。于是小國得以利用自身的中立地位為從美蘇索取援助與支持,所謂的“不結盟陣營”和“中立陣營”也因之存在了靈活行動的空間。雖然勢力范圍、安全平衡和對國際法的踐踏在兩極對峙中屢見不鮮,這種意識形態的對壘卻在包含虛偽和天真的同時為彼時的國際體系增添了幾分和緩與和平的希望——即便這種希望可能來自于錯誤的自信:兩個陣營都相信他們的最終勝利不需要依靠武力,而可以依靠價值與歷史規律來戰勝對方。

      永久和平:霸權現實中的幻夢?

      雷蒙·阿隆從理論上界定了國際關系與外交戰略的種種要素,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國家的利益與戰爭行為的動力,又從歷史的視角評估兩極對峙的體系。不過,在兩極對峙的陰影下,是否可能為民族國家間的永久和平探索新的出路?

      這對阿隆和所有的歐洲人來說都是一個努力過無數次卻也失敗過無數次的話題,和平本身是否具有著進步的意義都備受爭議。在歐洲的歷史上,所有相對和平穩定的時期都是整個歐洲籠罩在一個霸權帝國陰影下的時期,從最早的西班牙治世到后來的不列顛治世,世界的和平事實上是霸權國主導國際秩序的縮寫。在20世紀以前,唯一一個以國際體系求和平的實踐是1815年的維也納體系。維也納體系實現了數十年相對的和平,而摧毀這個體系的洪水并不是國家間的爭奪,而是國家內部的不安。維也納體系以一種普世的反動-保守主義正統秩序來構筑君主國間的團結,和平并不意味著社會的穩定和進步,而意味著三位保守的君主共同鎮壓歐洲大陸上所有的革命火種。

      1935年英國大選之前,羅伯特·塞西爾曾經在英國展開一場全民民意調查,事實證明有一千多萬英國人主張通過國際聯盟來實踐集體安全,可是集體安全的理想也最終失敗了。英國、法國和意大利曾經結成所謂的“斯特雷薩陣線”來對抗希特勒德國的擴張,而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亞的冒險終結了友誼。英法未能制止意大利的擴張,又因為軟弱的制裁將意大利推到了德國一方。阿比西尼亞戰爭描繪了以集體安全的方式實現永久和平的兩難困境:如果英法能夠強硬地制裁意大利,是會導致墨索里尼的政權更加極端化,還是迫使其行使和平決議?如果英法選擇犧牲“道義”而尋求意大利的合作,是會鼓勵意大利進一步擴張勢力范圍,還是能夠拉攏意大利對抗德國這個相對更重要的歐洲安全威脅?如果集體安全的和平意味著要用“正義”的戰爭來對抗“不正義”的戰爭,那么美國和蘇聯的兩極對峙事實上也都宣稱自身的正義性,但人們總不會承認北約和華約是兩個為世界和平作出卓越貢獻的組織。

      核武器的存在誠然永久性改變了國際政治參與各方的理性估量,但核武器本身是否可以通過威懾實現永久的和平?由于和平本身具有的規范性性質,阿隆不得不首先探討在在一個非法治的世界中,行為的道德性如何加以論證。理想主義的道德原則在國際政治中固然無法被落實,甚至可能因為同現實的差異而釀造新的災難——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非但未能給民族監獄崩塌后的東歐帶來和平,反而制造了新的民族主義仇殺。但是,純粹的現實主義同樣是一種鏡中幻夢,如果德國的地緣政治現實主義包含了對于民族主義的幻想和道德預設,而美國的強權政治現實主義事實上是一種外交理想主義對權力政治的策略妥協,那么純粹的“現實主義”或許只能在另一種理想國中才得以被發現。

      阿隆強調了只有通過一種“明智道德”,亦即兼顧現實主義估量的道德原則才能在每一個具體的案例中尋得妥協。這似乎成為阿隆尋求永久和平可能的悲觀基調:事實上并沒有保證永久和平的機制,只有一次又一次謹慎地評估和妥協策略才讓和平得以茍延殘喘。雖然和平主義者和核威懾的理論家們常常強調核武器毀滅世界的恐怖平衡,阿隆卻三番五次地強調核武器的存在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戰略、外交、道德與理性的概念。任何恐怖平衡都不是天然存在的,而人們只能期待博弈對方是理性的參與者——這就和人類在過去數年前歷史中所必須期待的東西如出一轍。

      一系列的困難將鋪開于在兩極格局中尋求永久和平的道路上。兩大國的敵意究竟來自于持有可以摧毀世界的武器,還是來自于格格不入的意識形態和戰略目標?基于前者,究竟應當尋求武裝以維持恐怖平衡,還是應當尋求裁軍以消除兩個陣營之間的敵意?無數的分支問題會沿著尋求戰略措施的邏輯鏈延伸:如果人們已經無法通過戰爭而避免一個文明被毀滅,那么核戰略本身是否是值得的?如若文明注定存在被毀滅的威脅,妥協是否相比升級永遠是更好的選擇?阿隆所處的西方世界應當如何調整他們的冷戰戰略?他們是應當通過征服還是通過存活策略來尋求和平?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大陣營力量的消長又將如何影響他們的戰略?

      問題的答案很可能是開放的,至少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阿隆在第一、第二部分所探究的那些理論和事實性問題的結論,亦或者是上升到對于人類好戰本性是否存在的探討。不過既然兩極格局下的戰略和核武平衡中的選擇都同過往的外交和戰略決策方向缺乏本質區別,冷戰時期尋求和平的努力就還要回到那個古老的話題上:如果戰略平衡威懾本身是不足恃的,人們相信只有兩種方式可以實現永久的和平:通過國際法,亦或通過霸權/帝國。

      國際法和平與霸權和平都不是永久的和平:國際法本身缺乏足夠的權威和威懾力,而霸權則總是會面臨挑戰和轉移。戰爭總會在這樣那樣的節點爆發,撕碎一切對于普遍和平的暢想。不過阿隆仍然從國際秩序和法律的概念與定義入手,以探討通過法律求得和平的可能:同質體系、國家間不再相互猜忌、遵守相同的法律和道德概念、緩和經濟-人口沖突——這如同一個接近全球聯盟甚至全球帝國的概念。“帝國”能夠成為尋求永久和平的可能嗎?阿隆所說的“帝國”并不一定要理解為帝制國家或霸權國家,而可以更推而廣之地采用歐洲的“普世帝國”概念加以理解。一個包括萬象、囊括全體人類的帝國,是建立永久和平的唯一基礎嗎?如若這是唯一的方案,從民族國家過渡到帝國又是否有可行的道路?歐共體顯然是阿蒙時期最容易想到的一種可能,但即便出于對主權的寬泛定義,也很難認為歐共體成功實現了主權向“帝國”的讓渡。一種世界聯邦又是否可能?即便阿隆為之尋求了理論上的依據,在兩極對峙的當下卻依然像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睹褡鍑议g的戰爭與和平》的筆調是客觀分析的現實主義,因而讀者不能指望從中得到清晰的結論和毫無拖泥帶水的判斷。但是,并不是只有預言和確定無疑的結論是有價值的:在冷戰時期對種種外交理論和國際政治現實的批判性分析和思考,即便在今日都仍是有價值的。

      阿隆認為兩極格局和恐怖平衡將會維持相當長的時間,并為西方陣營的生存而擔憂。但歷史從不是理性分析的直接結果,而當西方陣營獲得全面的勝利后,正如阿隆所擔憂的一樣,和平并沒有降臨在鐵幕撤去的世界。存在某種“理想主義色彩”的單邊外交政策最終釀造了新的戰爭,霸權之下也從來未有真正的和平。民族國家依然存在,戰爭與和平的旋律依然未改。人們仍然有時間繼續阿隆的思考:如何理解當代之戰略外交,如何尋求世界之永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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