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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富人的管家:英式的精明和務實

      吳晨2022-04-05 18:53

      吳晨

      倫敦有一些沉寂的地鐵站,因為不大用所以被長期廢棄。有想法的商人希望修復這些地鐵站成為旅游景點,穿越回維多利亞時代,或者重現二戰時地下防空設施的體驗,當然在寸土寸金的倫敦,廢棄站址地上地下建筑也可以用來招商引資。2015年,一位有想法的商人募資了2500萬英鎊,追著當時還是倫敦市長的約翰遜(現任首相),希望他能夠批準改造項目。

      地鐵是倫敦市長為數不多實際分管的領域,約翰遜對這個改造項目也很看重,要求幕僚鼎力支持。誰知道半路殺出了一個程咬金。烏克蘭寡頭菲爾塔什(DmitryFirtash)的豪宅就在希望改造的這座廢棄地鐵站邊上,他可不希望地鐵站改造成的餐廳或者咖啡館熙熙攘攘,打擾了自己的安寧,甚至窺探自己的行蹤。大筆一揮,菲爾塔什出價五千萬英鎊買下了地鐵站,扼殺了地鐵站更新的想法。

      菲爾塔什是什么來頭?他在倫敦上流圈子里混得很不錯,組織烏克蘭海外商會,向牛津和劍橋大學捐贈巨款,設立烏克蘭語言和烏克蘭研究教席,出手購買豪宅更是一擲千金。如果追蹤他的第一桶金,不難發現,他控制了俄國經由烏克蘭天然氣管道輸送到歐洲的俄羅斯烏克蘭能源公司(RUE)49%的股權(俄國國有天然氣公司俄氣擁有51%控股權),年紀輕輕不到四十就依靠轉手俄羅斯天然氣賺取的快錢成為億萬富翁,也是在俄羅斯和烏克蘭都人脈豐富的寡頭。

      戲劇性的是,這位烏克蘭寡頭在收購地鐵站兩周之后,在維也納出差時被捕,因為美國人對他洗錢行為開啟了調查,希望奧地利政府引渡他去美國受審。英國和美國對待寡頭的態度截然不同。美國作為冷戰和后冷戰全球秩序的構建者和主導者,有意愿和能力打擊全球范圍內的洗錢和貪腐行為。英國則完全不同。它已經淪為全球化的搭便車者和吃老本的受益者。在它眼里,沒有正義和邪惡之分,誰有錢,誰就可以享受英式的財富管理服務,解決問題(涵蓋洗錢)、節約稅負、藏匿資產、甚至為進入歐美上流社會鋪路。

      奧利弗·布洛(OliverBullough)在新書《世界的管家》(ButlertotheWorld :How Britain Helps theWorld'sWorstPeopleLaunderMoney,CommitCrimes,andGetAwaywithAnything)中對英國利用大英帝國的余蔭逐利的虛偽給予了不遺余力的揭露。通過布洛的觀察,我們不難看到全球化暗黑的另一面:資本是全球化的寵兒,只要有足夠的資金,很少會有人過問資金的出處,反而爭相為資本一路綠燈提供服務,而英國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

      帝國的歷史、優雅的做派、禮節與教養,林林總總都變成了英國對外展示的裝飾和幕布。被美國取代了全球霸主地位之后,英國需要找到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一種通過“成就他人而成就自己”的商業模式。它對未來如何塑造世界不再有興趣,180度大轉彎之后,英國變成了全球財富的“英式管家”,有錢就能夠驅使。

      英國成為全球管家,不僅因為英國的法律體系可以為富人提供一系列的保障,也因為大英帝國打造的全球金融體系為資金的全球融通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設施,更因為大英帝國許多偏僻的屬地在“自治”的幌子下,成為舉世矚目的殼公司注冊地和避稅天堂。

      當然,《世界的管家》的出版也非常及時,為我們理解正在進行的俄烏沖突提供了一個更具體的語境,也為我們理解全球化提供了更豐富的背景。倫敦的房地產為什么成為俄羅斯和烏克蘭寡頭安放資產的首選地,甚至有了“倫敦格勒”的綽號?倫敦金融城為什么能給寡頭們大開方便之門,讓他們享受奢靡生活?石油和天然氣這兩樣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俄國分別是全球第二大和第一大出口國)又為什么能如此通行無阻地制造俄國和烏克蘭的寡頭?西方對俄國的制裁是否真能深刻去改變全球化為各路資金提供保護傘的現狀?

      如果聚焦英國,也不難發現英式管家的全球服務是大英帝國崩潰之后英國制造的怪胎:金融服務的“舊瓶裝新酒”,勇于逐利,不問是非;離岸金融市場作為“薛定諤的貓”,滿足了客戶魚和熊掌得兼的需求,卻侵害了全球公共財產;金融創新的“劣幣驅逐良幣”,也讓我們見識了全球競爭零和游戲的另一面。

      當然,《世界的管家》也算是一本極端貼近現實的《丑陋的英國人》。布洛希望推動的改變,恰好契合正在發生的對冷戰后三十年的系統性反思。

      倫敦金融城的“舊瓶新酒”

      金融全球化面臨三難問題,在固定匯率、資金自由流動和國家貨幣政策自主三方面,只能選擇控制兩方面。而這三方面背后其實代表了三類利益:制造商和貿易商喜歡固定匯率,因為這減少了全球貿易的不確定性;銀行家喜歡資金自由跨境流動,銀行的商業模式歸根結底就是在資金豐沛的存款人和缺錢的用戶之間調劑頭寸,從中賺取費用;政客則喜歡國家貨幣政策自主,這樣他們才能應對選民的需求投其所好。

      英國戰后的經歷顯示,倫敦金融城的銀行家更具話語權。面臨帝國分崩離析,英鎊所支撐的全球金融體系的瓦解,怎么應對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直到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銀行米德蘭銀行(Midland)跟莫斯科在倫敦的辦事處MoscwoNarody(這家蘇聯機構負責打理蘇聯在海外的美元資產,放在倫敦也是為了擔心局勢緊張的時候資金被美國凍結)達成了一筆交易,米德蘭銀行以高于美聯儲設定儲蓄率很多的利率攬儲,開啟了歐洲美元市場,即離岸美元市場。

      創建離岸美元市場凸顯了英國人的精明和務實。大英帝國打造和支撐的全球金融體系,有硬件和軟件兩部分組成。硬件是管道,即銀行之間的交易網絡,以及相應的關系網。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這樣的關系網,即使大英帝國衰落了,仍然令英國銀行駕輕就熟。軟件則是銀行網絡中流通的英鎊。經歷了大戰沖擊之后,英國想要維持英鎊的體面——維持1971年金本位破敗之前的固定匯率制度,同時又能讓政府有貨幣政策的空間——只能限制英鎊的流動,這顯然不符合金融城銀行家的利益。

      歐洲美元舊瓶裝新酒的創新之所以能幫助倫敦東山再起,迎來全球金融市場的第二春,恰恰因為不再糾結于英鎊之后,在大英帝國鋪設的金融管道中注入美元,而且離岸美元又不再需要遵循美國監管的要求——一開始是對貸款利率上限的要求——一方面推動金融家最喜歡的資金全球流動,另一方面也能幫他們掙得更豐厚的收入,何樂而不為?

      歐洲美元市場的火爆,引來各路銀行參與,歐洲和美國的銀行趨之若鶩,雖然米德蘭銀行早已歸入歷史,但它創造的離岸市場卻風靡全球,因為這種“資金無國界”的市場,最符合全球化富豪的利益,而且推動了一波又一波金融創新和去監管,助力資本更好地賺錢,為資本逐利不斷減少阻力。

      歐洲美元市場的核心是吃老本,如何利用大英帝國立起來的一套規則和體系牟利。倫敦金融城的銀行家們一旦想清楚這一點,自然思路大開:英鎊是否還能持續成為全球貨幣的面子不重要,英鎊打下的全球金融管道還能流淌著什么樣的新鮮血液才重要。

      而離岸歐洲美元的準確定義其實就是一種金融領域內的“薛定諤的貓”。薛定諤的貓是理解量子糾纏的一項思維實驗,和箱子里的貓在被觀察者觀察之前處于生死兩個矛盾狀態一樣,離岸美元在使用之前也處于糾纏狀態:如果選擇它來購買商品和服務,它就和正常的美元沒有任何區別;但如果用它來投資或者運用于金融服務,它又不是美元,至少不受美國本土監管的約束。

      “薛定諤的貓”,恰恰是英式管家服務的核心,為客戶提供“魚和熊掌兼得”的服務,離岸美元只是其中的一種。

      管家服務的本質是“薛定諤的貓”

      找到類似的“薛定諤的貓”,即大英帝國體系中模糊不清可以鉆空子的漏洞,成了英式管家的主要工作。除了歐洲美元之外,在過去六十年還有不少類似的金礦被一一挖掘起來。

      蘇格蘭有限合伙人(SLP)制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SLP浮出水面被世人了解緣自一起前蘇聯小國的詐騙案。夾在烏克蘭和羅馬尼亞之間的摩爾多瓦(被稱為全球組織犯罪和洗錢的天堂)在2010年代的一次銀行詐騙案中,10億美元不翼而飛,占該國GDP的八分之一。警方調查顯示資金被轉移到了一家SLP中,然后線索就斷了。

      SLP這個1890年通過卻沒有太多人知道的制度,竟然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變得炙手可熱,一些蘇格蘭小城鎮每年能注冊成百上千SLP,優勢很明顯。作為合伙制,SLP不需要交稅,最終由受益人支付個人所得稅。且對外來看,SLP相對于在避稅天堂設立的殼公司而言,貌似正規得多,不明就里的外人顧名思義以為這是一家注冊在蘇格蘭的正經公司,各國的小銀行也很難知道它其實與海外避稅天堂注冊的皮包公司沒有任何仔細差異。海外的避稅天堂加上SLP這層馬甲,就成了各路資金追捧的避稅、躲避檢查、避人耳目的很好的形式。SLP并不需要披露實際控制人,也讓資金的轉移變得更加私密。

      說SLP是“薛定諤的貓”,因為在不知內情的外人看來,它具備英國正規企業的外殼,在洗錢甚至詐騙的人眼中,它又兼具避稅天堂與殼公司所具備的那種私密性,即使英國警察也拿它沒辦法。當然,這跟英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不斷削減警方辦理經濟案件的費用也有關系。

      蘇格蘭本土黨派一位比較有進取心的年輕議員曾經希望在議會中討論關閉SPL的漏洞。不過英國議會的議事規則讓增加監管很難,需要提案,形成法律,在議會上下兩院三讀之后,才能實施,每一步都需要“披荊斬棘”;相反,在議會中如果想要去監管,卻有快車道,在委員會中提出一項動議,委員會內部多數票贊成就能通過,馬上實施。

      面臨是否要增加對SLP的監管問題上,英國人優先考慮是對英國財政部的收入有何影響。站在這一視角——也就是英國作為全球財富管家的視角,以及管家收費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的視角——不言而喻,英國應該增加這樣的漏洞,而不是堵住漏洞。在財政部的推動下,英國甚至推出了新的創新:PFLP(PrivateFinanceLimitedPartners)私募有限合伙公司,一種針對私募股權更優惠的殼公司。

      為什么發生如此大案之后,非但沒有進行制度的反思,反而變本加厲?英國人習慣自我安慰:即使我不這么做,世界上也會有人做,包括大英帝國屬下的各種自治領。我做反而有優勢,因為我有大英帝國留下來的制度遺產,有金融的管道,有習慣法的體系和英文的通用性,這些都是其他人無法比擬的。這么做,如果頂著金融創新的名義,又何樂而不為?

      這種強調競爭的邏輯,如果我不做,資金和稅收就可能流入外人腰包,恰恰是全球化體系中“劣幣驅逐良幣”的直觀體現。

      大英帝國角落中

      金融競爭的“劣幣驅逐良幣”

      英屬維京群島,六十年前還是一片沉寂的加勒比海小島,一塊被忽略的帝國領地,卻因為擁有雙邊稅收優惠的洼地,又恰逢其時地迎來了幾位英國執業的律師,加上美國來的大單子,以及美國人對英國習慣法、英國法律的喜好,一連串偶然鑄就了維京群島避稅天堂的地位。

      這幾位在英國受教育英國裔的律師,創建了IBC(國際商業公司)的概念。和SPL一樣,IBC具備一系列優勢:免稅,一點都不透明,只要董事樂意,根本不需要有任何資金往來的記錄,這些都是希望藏匿資金的富豪最熱衷的殼公司的標準。避稅和規避美國監管,同時又能藏匿各種有問題的資金往來(乃至于洗錢),都讓這個加勒比群島很快成為世界上人均最富裕的地方。

      如果比較一下IBC和SPL,不難發現它們的相似度非常高,不需要披露,不需要繳稅,沒有監管,完全黑箱操作。而這種競爭恰恰是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因為避稅天堂或者類似的金融創新頻繁出現,如果不提供滿足客戶需要的服務,自然有競爭對手樂于提供,競爭大壓力迫使各路“天堂”不斷推動減少監管。

      但另一方面,這些天堂之間其實又是相互服務的關系,可以串聯起來,比如讓IBC作為SPL的出資人,進一步隱匿資金的來源,同時讓SPL作為對外的窗口公司,利用蘇格蘭的合法性迷惑外人。當然這么做讓英國本來就已經很分散的監管更容易被英式管家各個擊破,因為沒有一個監管者能夠掌握英式管家服務的全流程,而英式管家對于如何使用各種離岸天堂和各類殼公司的利弊都門清。

      英國管家販賣的其實就是只要付費就能獲得的“全球資產保護”業務,依賴原有大英帝國制度的框架,當然也充分利用刻意營造的模糊性。歐洲美元就是一種刻意的模糊性,英屬海外領地也是刻意的模糊性。和法屬領地那樣直接受到法國統治不同,英屬領地有自主權,可以在“金融創新”上充分競爭,因此為全球資金提供更優秀的服務,但如果一旦遇到糾紛,這些英屬領地又會亮出英國屬地的身份,受到英國法律體系的保護。

      如果再也不能稱霸世界,為全球化的財富提供管家服務又何妨?從這一點去看,英國人的務實和身段柔軟,倒真是獨步天下,作為昔日霸主的終局也不錯。只是那種不問是非,只看利益,而且為了蠅頭小利,可以耗費巨萬,卻是很值得警醒的,尤其當全球秩序又面臨新一輪大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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