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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茨威格:來自昨日世界的回聲

        柳紅2022-02-26 20:16

        斯蒂芬·茨威格  圖片源于網絡

        柳紅/文

        1952年,德國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紀念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逝世十周年時寫道:他的文學名聲傳到了地球最遠的角落……他的文學名聲將成為傳奇。

        茨威格的著作在世界各國不斷再版或出新譯本;他的書信不斷有再發現,據說已有3萬封;他的多部作品被改編成電影、舞臺劇,像近年的電影《愛的承諾》(A Promise,2013)源于小說《穿越過去》;《蘇格蘭瑪麗女王》(2013)源于傳記《瑪麗·斯圖爾特》;《布達佩斯大飯店》(2014)是受他的啟發等。在中國,《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既有徐靜蕾導演的電影(2004),也有孟京輝導演的舞臺?。?013);另外,2016年奧、德、法合拍《茨威格:再見歐洲》(Stefan Zweig: Farewell to Europe)。

        傳記作家也對茨威格懷有持續的好奇,《難以承受的流亡:在世界盡頭的茨威格》(The Impossible Exile:Stefan Zweigat the End of the World,2014)是帶著對茨威格之死的不解之謎而展開的研究探索。2018年德國出版《茨威格手冊》,由世界各地數十位專家從不同角度,文學、藝術、文化、歷史、政治和社會等等,來揭示茨威格的不同側面;人文研究領域對茨威格也保有濃厚的興趣,他們前往薩爾茨堡茨威格中心研討,論文層出不窮;茨威格國際協會還在發展新的國家分會。人們持久地傾心于他,不僅因其文學創作,也因其歐洲人的身份認同和精神追求,以及茨威格朋友圈擴展為世界網絡背后的生命能量,再有就是與今日世界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糾纏。

        2021年是茨威格誕辰140周年,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文學博物館舉辦紀念特展--《茨威格:世界的作家》。展室主廳有三個大幅茨威格像,附帶醒目的問題:什么使他成為世界的作家?什么樣的思想觀念和故事令世界各地讀者為之著迷?它們是怎樣跨越國界和各種邊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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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文學博物館特展《斯蒂芬.茨威格:世界的作家》,柳紅/攝

        維也納是茨威格的出生地。作為奧匈帝國的首都,一戰前維也納的穩定而保守的自由社會,孕育出了多元的文化、精湛的藝術、豐盛的思想,從音樂、文學、繪畫,到心理學、哲學、醫學等,滋養了茨威格的文化品格,也成了他魂牽夢縈,回不去的昨日世界。

        2月22日,轉眼間又到了茨威格逝世80周年的日子。作為奧地利人、猶太人,在德語世界擁有萬眾讀者,其作品被納粹焚燒的作家,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和平主義者,從奧地利流亡英國,繼而美國,再而棲身巴西卻又在那里自殺的茨威格,將會以什么樣的方式被紀念?以什么樣的形象和符號被記起?他的昨日世界與我們今日和明天的世界有什么聯系?

        不止是紀念

        2022年2月22日晚上8點,維也納人民劇院有一場題為《黎明破曉與世界戰火之間—追憶茨威格》的演出,朗誦茨威格的著作《昨日的世界》。這是1941年,茨威格60歲時完成的回憶錄或稱時代編年史,是他在流亡之地遙望被戰火蹂躪、文明陷落的歐洲,所作的見證和告白,書稿在他自殺前一天寄給出版商,1942年出版。生活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都能從他的文字中讀出自己的時代遭遇和心境來:

        “我們這一代是獨一無二的,歷史上幾乎沒有哪一代人像我們這樣命運多舛。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哪怕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內心的最深處也被我們歐洲大地上無休止的、火山噴發般的天搖地動所攪擾。……我不情愿地成為一位歷史見證人,目睹了時代編年史中理性最可怕的失敗和殘忍最瘋狂的勝利。沒有哪一代人像我們這樣經歷了如此的情形:從精神思想的巔峰到道德上的墮落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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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的世界》1942年第一版,維也納文學博物館,柳紅/攝

        布魯塞爾群眾劇場,也在上演“昨日的世界”。舞臺上,是辦公室、客廳,成堆舊書、棕色椅子、微型火車、厚地毯,墻上有世界地圖、照片,黑板。燈光下,三位演員與觀眾一同穿越時空隧道,像打開記憶匣子,先走進1942年,然后逆時而行,將故事結尾作為敘事起點,講下去,直至1913年。觀眾沉浸在茨威格的20世紀歐洲,回到生活美好、自由觸手可及的時刻;又遭遇極端民族主義浪潮;時而天真的樂觀,時而憂慮的注視。茨威格一再說“沒有看到”、“沒有預料到”世界會以多快的速度變得如此恐怖,“我們堅信,在最后的關鍵瞬間,歐洲的精神和道德力量會宣告自己的勝利。我們那共同擁有的理想主義,在進步中形成的樂觀主義,使得我們沒有看到,也沒有重視那共同的危險。”創作團隊希冀借助這一個多世紀的旅程,讓人們找到理解時代的鑰匙,這也是對世界未來充滿幻想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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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的世界” 演出場景  網絡圖片

        在比利時根特大學人文學院的研討會上,茨威格的新書《語言之間的土地:來自比利時的報告》亮相,它收錄了茨威格自1902年至1928年到訪比利時奧斯坦德(Ostend)、布魯日(Bruges)、列日(Liege)、魯汶(Leuven)、安特衛普(Antwerp)和伊普爾(Ypres)等地的觀察。像伊普爾,一戰時重要的西線戰場,德國人首次使用化學武器造成協約國5000名法國和比利時士兵死亡的地方,茨威格驚嘆于戰爭過后的倉促重建,認為那些城市的復制品使靈魂從街道和廣場上消失了。他有挑剔的眼光,認為無論什么情況下,也不能做粗心的后代。茨威格與三位比利時藝術家的關系,即詩人艾彌爾·韋爾哈倫(Emile Verhaeren)、木刻家弗蘭斯·麥綏萊勒(Frans Masereel)和畫家萊昂·斯皮利亞特(Léon Spilliaert)也備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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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爾斯堡是茨威格自1919年從維也納搬去,住了15年的城市。1934年納粹上臺,他是從那里前往倫敦。此地劇院上演由茨威格中篇小說《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改編的舞臺獨白。此外,在德國、西班牙、法國及歐洲多地,各有不同形式的演出和紀念活動,最稀罕要數一出實驗戲劇,只有一個演員面對一個觀眾或一對夫婦進行表演,那是在德國開普頓劇院辦公室上演的《恐懼》。

        國際斯蒂芬·茨威格協會則是通過紀念德國藏書家喬治·薩爾茨曼(Georg P . Salzmann,1929-2013)來紀念·茨威格和夫人逝世80周年。薩爾茨曼自1970年代開始搜尋和收藏在納粹時期被排斥和禁止的作家作品,尤其是第一版。三十年后,收藏總量達14500冊圖書,有近80位作者的作品幾乎全部完整,其中茨威格圖書是他最重要的藏品,因而創立了“焚燒圖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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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 劇照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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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懼》 劇照  網絡圖片

        朋友圈和地球圈

        2014年,巴西作家阿爾貝托·迪內斯(Alberto Dines)編輯出版了《茨威格朋友圈:他最后的通訊錄1940-1942》。這是本經過大量修改的通訊錄,地址被劃掉重寫多次。里面有157位,許多流亡者多年無家可歸,許多留在歐洲的朋友也斷絕了聯系。

        與很多作家不同,茨威格不是一個沉坐于書房的人,而是廣泛交友出游的人。從青年時代起,他已開始有意識地接近和交往他所欽佩的人,因而在詩人、文學家、音樂家、出版人等各個門類的人群中,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朋友圈,其中很多人與之保持數十年通信,給予他的人生以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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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威格朋友圈:他最后的通訊錄1940-1942》

         

        首先是維也納《新自由報》副刊主編赫爾茨(The odor Herzi),他慧眼識珠為19歲的茨威格發表了他“美麗的散文”。赫爾茨在巴黎見證和報道德雷福斯事件,看到排猶主義之不可阻擋,遂獻身猶太復國事業,著有《猶太國》(The Jewish State ,1896)、《新故土》(The Old New Land ,1902)。茨威格雖對猶太復國運動持保留態度,但是非常敬佩赫爾茨,稱他是“思想理念的創造者”。在為赫爾茨送葬那日,“這上百萬人內心深處迸發出來的巨大的、撞擊性的痛苦,讓我第一次體會到,這位孤獨的人以他的思想力量將多少激情和希望放到這個世界上。”

        對茨威格寫作影響最大,甚至使其增添了魔力的人物是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創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洛伊德比茨威格年長25歲。1908年,時年27歲的茨威格將自己的詩集《往日的花環》寄贈弗洛伊德;弗洛伊德馬上回復,并贊美茨威格的才華,請他繼續發送作品。從此開始了他們往后30年的通信和友誼。弗洛伊德對茨威格寄來的每部作品,進行人物分析和評論。比如他提示茨威格不該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僅僅當作羊癇瘋患者,而應認定他是歇斯底里的病人,并從醫學上解釋二者機理上的不同,建議他將寫陀氏一文建造在他的歇斯底里上。茨威格信服和接納弗洛伊德的學說,不僅將它用于小說,也用于歷史人物傳記的寫作。在世事紛紜之中,探索人的激情和被壓抑的欲望,揭露無法言說的秘密和支配人的不可知力量。

        茨威格在創作中還采用了一種極有獨創性的方法——自由聯想,也是來自于弗洛伊德的經驗啟示。茨威格研究者和譯者張玉書先生認為,茨威格寫作受弗洛伊德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重內心,輕外表,重神似,輕形似”。茨威格小說里不少主人公無名無姓,像“陌生女人”,《象棋的故事》的主角B博士;《看不見的珍藏》里的古董商R先生。他將重點放在人物的內心世界。

        令茨威格更為尊敬的是闖入禁區的弗洛伊德。所謂禁區,是指“顯現在地上,又深埋在地下的情欲世界”。“整個時代都害怕他”,“很難想象,在思想上還有比他更大膽無畏的人。”1926年,茨威格致信弗洛伊德,感謝他所給予的“在心理學上的勇氣”,使他們得以“說了許多平素未必會看到未必會說出的事情”,“再過十年或者二十年,人們就會認識到,關聯在哪里”,他提及法國的普魯斯特,英國的勞倫斯、喬伊斯,“這都要冠上您的大名,我們永遠不會否認這位偉大的開拓者”。

        1936年,茨威格為弗洛伊德起草了一封80歲生日賀信,邀請他的朋友托馬斯·曼、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H.G.威爾斯(Herbert GeorgeWells)、朱爾·羅曼(Jules Romains)六人聯署。隨著奧地利局勢越來越緊張,倆人的通訊增加了相關內容。1937年11月15日茨威格寫給弗洛伊德:“真正該寫的書,應該是猶太人的悲劇,但是我怕,即使把這一悲劇提高到最強烈的程度,現實將還會遠遠超過我們最大膽的想象力。”直到1938年6月,弗洛伊德才離開奧地利流亡英國。

        1939年9月中旬,弗洛伊德去世前九天,茨威格在信中還寫道:“但愿您只和我們大家一樣因為這個時代而痛苦,別再忍受身體上的痛苦。我們現在必須堅定—沒有看見這些罪犯下地獄之前就死掉是沒有意義的。”事實上弗洛伊德是按事先約定接受的安樂死。在9月26日為弗洛伊德送葬時,茨威格為他致悼詞。他后來回憶:“即便在這個橫尸遍野、殺人如麻的時代,他的死亡也是值得紀念的。當我們這些朋友將他的靈柩埋進英國的土地里時,我們清楚是將自己家鄉中的至尊精華托付給了這片土地。”

        茨威格與之有交情甚深的朋友還有維爾哈倫(Emile Verharen),那是1902年夏,時年21歲的茨威格去比利時。維爾哈倫的詩惹他入謎,“在所有的法語詩人當中,維爾哈倫是第一位試圖讓歐洲人去認識時代、認識未來的詩人。”后來,茨威格將韋爾哈倫的大部分詩歌譯成德語,1910年出版的第一部傳記便是《艾彌爾·維爾哈倫》(Emile Verharen)。

        還有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茨威格說“在他身上我第一眼就看到,這個人,在決定性的時刻會成為歐洲的良心。”羅曼·羅蘭向他說明寫作《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三個責任:向音樂致謝,表明他對歐洲統一的信念,喚起歐洲各民族的思考。在和平主義立場上,茨威格深受羅曼·羅蘭影響,兩人結盟,在戰時曾寫信給歐洲知識分子和文學家,呼吁和平。

        此外,他的朋友還有托馬斯·曼父子、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喬伊斯(James Joyce)、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皮蘭德洛(Luigi Pirandello)、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茨威格與理查德·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ss)合作過歌劇 《沉默的女人》;1927年蘇聯出版茨威格作品是高爾基(Maxim Gorky)作譯序。在《昨日的世界》,茨威格談及三十余位友人,涉及十余個國家。

        再來粗略瀏覽一下茨威格出訪之地:柏林、比利時(1902);英國(1906);亞洲(印度、斯里蘭卡、緬甸,1908.12-1909.4);美國、加拿大、百慕大、古巴、海帝、牙買加、波多黎各、哥斯達利加、巴拿馬(1911.2-4);比利時(1914);加利西亞(1914);瑞士(1917冬至1919春);蘇聯(莫斯科、列寧格勒、亞斯納亞波利亞納,1928);倫敦(1932,1934);美國(1935);巴西、阿根廷(1936年);美國、加拿大(1938.12-1939.3);英國巴斯(1939);巴黎(1940);巴西、阿根廷、烏拉圭(1940)。1941年上半年茨威格在美國紐黑文、紐約,之后返回巴西,9月份搬到彼得羅波利斯(Petropolis),翌年2月22日自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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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威格居住和旅行所至的地方 維也納文學博物館 柳紅/攝

        這些穿越大陸和海洋的旅行,促進了茨威格的世界主義理念,也給他的作品以國際視野。其實1919年茨威格搬到薩爾茨堡的原因之一,就是那里的地理位置,通往歐洲的要道,可輕易抵達慕尼黑、蘇黎世、威尼斯和巴黎??梢哉f,自1920年代初,茨威格就已經成為他的歐洲網絡上重要的節點。

        還有一點值得提及,是茨威格的終生愛好--收藏手跡。他有達芬奇、亨德爾、巴赫、莫扎特、貝多芬、拿破侖、歌德、尼采的手稿;有海頓寫德國國歌的手稿。茨威格還得天獨厚地直接從友人手里征集手稿,像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里爾克《愛與死亡的方式》,克羅岱爾《圣母受孕的神諭》,高爾基的大速寫稿,弗洛伊德一篇論文等等。

        同一條河流

        只有從作品、人物和行動三個方面才能接近對茨威格的理解,看到當下閱讀和紀念的意義。在昨天與今天之間,有什么共同關懷?又有什么共同問題?

        首先是戰爭與和平。起初,茨威格對戰爭是保持沉默的,他驚異于自己的朋友一夜之間變成以愛國主義為名鼓吹戰爭的人,兩個陣營都有他的朋友。作為公眾人物,他不愿,可能也不敢或不便急于表明立場,雖然他堅決反對戰爭。到1917年,茨威格亮明了自己的態度,加入和平主義者陣營。他自稱“歐洲人”,“歐洲,我們曾經為它而活著的家鄉,所遭受的毀壞不止于我們自己的生命。”因而,絕命于歐洲的陷落似乎是他的宿命。

        眼下,此時此刻,歐洲大地上,又聽到滾滾而來的戰爭響動,我們的態度是:反對,不要!

        其次是政治與文化。茨威格也是飽受批評和質疑的人。其中一種批評是指他為了維持自己優渥的生活,對猶太人的命運,對納粹的罪惡,不公開站出來說話。茨威格的自我辯解很無力,他說“知識分子應該堅持他們的書,”自己只是非常不情愿談論政治話題。一般而論,茨威格認為政治有起有落,常常導致分裂、仇恨和恐懼;而文化關乎進步,相互理解和欣賞。他寄希望文化建設,影響年輕人,讓他們旅行,了解其他國家和文化。

        茨威格希望歐洲是一個公共空間,一個公民社會,人們通過自己的力量突破民族國家堅硬的結構外殼,通過文化來反政治,反對民族主義,主張世界主義,主張文明的國際性。在他看來,不同的語言和民族本身并不必然導致分離,反而能刺激、豐富文化交流與融合。

        近年來,歐洲極端民族主義勢力抬頭,增加了社會危機。隨著資本和經濟力量不斷強化,文化力量愈發衰弱。那個始終折磨茨威格的問題:文化怎么可能不是反對野蠻的堡壘呢?!也一直縈繞在我們周圍。是不是要像他那樣相信,即便一些努力看起來是徒勞的,但是終究文化是可以發揮作用的。

        第三是開放與連結。有人說,茨威格是第一位現代意義上的歐洲人,不是政治意義上的,更不是經濟意義上的。在他認識到歐洲知識分子之間需要建立紐帶并為此付出努力的時候,整個奧地利或維也納還沒有人考慮這件事。茨威格痛恨“一切人針對一切人的戰爭”,他說“我的整個一生,都在充滿激情地致力于在人性上和精神上的團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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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威格像,麥綏萊勒/繪   網絡圖片 

        有一種質疑的聲音:茨威格至死都在寫那個不再存在的昨日世界。他的理想——寬容和相互理解,是毫無意義的,不切實際。當你已經身處一個危險世界的時候,寬容有什么用?!

        可以說茨威格天真,他的確犯了不少政治上天真的錯誤,如那本《巴西:未來之地》(Brazil :Land of the Future)甫一問世,即受到批評;也可以說他執著。但是無論怎樣,閱讀茨威格,總會引起奇妙的共鳴,仿佛我們與他身在同一條河流。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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