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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家疾控局開啟“免擾模式”

      梁嘉琳2022-02-18 11:33

      (圖片來源:東方IC)

      梁嘉琳/文  2月16日,《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簡稱“三定方案”)全文發布。至此,2021年5月掛牌成立的國家疾控局結束了機構空轉狀態,明確為副部級,下設10個司局。同時,國家衛健委的疾控局、綜合監督局被撤銷。

      這是中國首次為傳染病防控單獨設置一個國家部門。早在2018年,新一輪疾控體制改革方案就開始起草。截至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該方案仍未出臺,但政界、學界、業界對疾控主管部門的機構升格、管轄提級、權力擴容報以很高期望。當時,外界盛傳兩個改革版本,一種是組建國家公共衛生局,劃入原歸屬于國家衛健委的所有醫療以外的職能,包括但不限于健康中國行動、婦幼保健、人口健康、醫療機構公共衛生等職能,以及狹義疾病預防控制領域的疾病防控、衛生應急、衛生監督等職能;另一種組建國家疾控局,但僅納入狹義的疾病預防控制職能。

      最終出臺的國家疾控局“三定方案”,比上述兩種猜想的職能范圍都要縮窄:一方面,原歸屬于國家衛健委的重大疾?。ㄈ缒[瘤、罕見?。?、慢性病的防控職責沒被劃走,而是分流到國家衛健委新成立的醫療應急司;另一方面,醫療應急司也和國家疾控局應急處置司在傳染病疫情處置方面存在職能交叉。目前,國家疾控局的職權范圍類似于20年前疾控中心、衛生監督局分家前的放大版“防疫站”模式,與對所有疾病開展防控的美國疾控中心(CDC)不可同日而語。

      筆者認為,外界并不需要對“保守版”改革方案投射悲觀態度。中國對疫情的容忍度比西方國家小得多。南京、西安等地一度爆發聚集性疫情并向全國蔓延的教訓顯示,如果疾控體系能力不強、動力不足、防治不緊密、對地方政府影響力小,高層最終不得不采取全員核酸、封區封城、集體隔離等高壓管控措施,從而給地方經濟社會帶來巨大損害。在“動態清零”政策下,只有讓新設立的國家疾控局開啟“免擾模式”,專注于新冠肺炎等各類傳染病防控,才能避免職權過于龐雜而削弱了“早發現、早干預”的主軸工作。

      為了強化這一主軸工作,本輪“三定方案”明確:一是在衛生應急協調方面,由正部級的國家衛健委(包含原衛生部、原國家衛計委時期)出面,以提高部際協調的對等性和有效性;

      二是在醫防協同方面,設立綜合監督一司,首次賦予疾控主管部門對醫療機構疾控工作的監管權,有助于發揮好基層醫療機構的疫情監測哨點功能,降低醫院內感染及對外擴散風險,提升上下級、各類別醫療機構之間的轉診效率;

      三是在上下聯動方面,首次賦予國家疾控局對地方各級疾控機構業務工作的領導權,而非以往的業務指導權,具體包括:審核省級疾病預防控制局的監測預警等規劃計劃和應急預案,指導開展監測預警、免疫規劃和隔離防控等相關工作,從而在保持地方疾控機構屬地管理的前提下形成“類垂直管理”關系。

      新冠肺炎大流行并未結束,為扛過現在及未來可能的疫情大流行,筆者建議,我國疾控體系需遵循“大健康觀”,樹立“大應急”思維,強化協同能力,提升治理效能:

      一是處理好傳染病與慢性病關系。雖然慢性病更偏向衛健委的職能范疇,但疾控局管理的新冠肺炎也會帶來高血壓、記憶衰退等慢性病后遺癥。隨著我國衛生健康事業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全人全程”健康管理迫切需要打破傳染病與慢性病之間的籬笆。

      二是處理好監管部門之間的關系。雖然國家疾控局是國家衛健委管理的國家局,但擁有獨立向中央匯報的權限,以及單列的職權范圍、管轄領域。各級衛健委、疾控局要在臨床技能與公共衛生技能方面實現“人才通”,要在公共衛生大數據與醫療大數據之間實現“信息通”,要在公立醫院疫情防控的飛行檢查、績效考核等方面實現“監管通”。

      三是處理好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的關系。為填補歷史欠賬,各級疾控局固然需要擴張編制、提高待遇,大力建設信息系統、大數據中心、檢驗實驗室。但比升職、發錢、做工程更重要的是對體制機制進行系統性重塑,要徹底扭轉衛生系統“重醫輕防”“重物輕人”的路徑依賴,要讓公共衛生考核“長牙齒”,并罰下一批不盡職的機構和人員,要會同衛健委補償激勵公立醫療機構開展公共衛生工作等。

      (作者為價值醫療顧問專家委員會秘書長)

      版權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經濟觀察網立場。
      價值醫療、健康治理研究者,價值醫療顧問專家委員會秘書長,“健康國策2050”學術平臺總編輯,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客座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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